背景：前瞻性欧洲多中心IRIS试验中，898例MI后早期高危患者随机分入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（ICD）组（445例）或单纯药物治疗组（453例）。ICD治疗降低了心源性猝死（SCD），但该效应却被非SCD风险升高抵消，因此IRIS试验的总死亡率未受影响（N Engl J Med 2009;361:1427-36）。ICD组非SCD升高的机制尚不清楚。为了寻求答案，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分析。
    方法和结果：首先通过平滑计算和可信区间评估每日风险而非累积风险。显示ICD组的日死亡风险在前2年降低，但随后升高。特异性风险曲线揭示ICD在最初2年很好地实现了其治疗目的，但随后则没有达到该目的。最终，ICD组的非SCD在整个随访期内均高于对照组，在第3年表现最显著。
    30个基线特征的多变量分析发现IRIS患者的7个相关变量为死亡独立预测因子，但仅有一个ICD亚组的特异性原因引起重视：与接受了再灌注的IRIS患者以及总患者群相比，ICD未降低91例未接受再灌注的STEMI患者的SCD，也没有增加非SCD（P<0.001）。该91例患者被排除出本次分析。
    最终，将基线模型延伸纳入时间依赖性协变量事件和取自ICD记录并由独立专家组裁定的ICD干预。根据这一模型，与对照组相比，适宜的ICD治疗（375例中的88例，23.5%）与由非SCD升高而导致的总死亡率升高相关，但缺乏和单独适宜、非适宜放电、抗心律失常起搏的统计学相关。适宜和非适宜放电时期死亡（HR 4.7）和非SCD（HR 9.9）风险极高，反映出由猝死向非SCD的变化。
    最后，独立于抗心动过速ICD干预效应，右室抗缓慢性心律失常起搏的比率每升高10%与总死亡率和非SCD的显著升高相关。